走進和平縣政府大院，你可看見一棵濃蔭蔽日的大榕樹。

古樹綠冠如傘，盤枝曲虬。碩大的樹干上還掛著一塊醒目的鐵牌子：“王陽明手植古榕， 500 年。”我絲毫不敢懷疑這樹的身份和資歷，在王陽明奏請設立的縣衙治所門前親手種上一棵榕樹是一件再自然不過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在樹下駐足而觀。只見那橫生錯節的枝椏上，長長的氣根垂落下來，如百歲老人飄拂的胡須，密密匝匝的葉片層層疊疊撐起蓬勃生機，而發達的根系沿著墻基地縫四處延伸，伸進了紅壤，伸進了浰江，也伸進了五百年的歷史深處。

500 多年前，這里一定是個荒涼而偏避的地方，如果不是一條經年不息的浰江接通了外面的世界，地處三省交界位居九連腹地的羊子埔該是何等閉塞。一個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自然成為賊匪流寇的聚集地。據史料記載，明正德年間，南中地帶盜賊四起，暴亂不斷。謝志山占橫水、左溪一帶，池仲容占浰江浰頭一帶，他們各自稱王，并與大庚的陳曰能、樂昌的高快馬、郴州的龔福全遙相呼應，攻城掠寨，襲擊府縣，攪得粵、湘、閩、贛邊區數十年雞犬不寧。到了正德十二年，福建大帽山詹師富又起兵作亂，時任巡撫大臣的文森被匪患攪得焦頭爛額，疲于奔命，萬般無奈之中不得不托病辭職。

王陽明正是在這個多事之秋的危難之時被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任文森擔負起巡撫平亂之重責。出人意料的是，一個能與孔子、孟子、朱熹并列成“孔、孟、朱、王”的先哲偉人，數十年寒窗苦讀創立的“良知學說”遠沒有他自學成才的軍事謀略在這里發揮得淋漓盡致。1517 年是王陽明戰績輝煌的一年。正月，屯兵上杭，集結完畢便率精兵傾營而出，一鼓作氣連破四十余寨，斬殺、俘獲賊匪七千余人，七月進軍大庚，十月克左溪、橫水，搗毀賊巢八十四處，斬俘賊匪六千余人，隨后馬不停蹄地揮師贛南，直搗浰頭池仲容老巢，斬殺、俘獲二千余人。誰也不得不服，一介書生，在短短一年時間里，穿梭在人生地疏的深山密林之中，指揮了一場場刀光劍影的搏殺，一舉蕩平了為患數十年的賊匪流寇。這種奇跡的出現，讓朝野上下一片驚呼：奇才！余秋雨在研究這段歷史時說：“中國歷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兩方面都臻于極致的卻寥若星辰……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陽明的出現，才能讓奇跡真正產生……”

除了余秋雨之外，還有個叫胡哲敷的學者如此評說：“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為清朝的曾國藩。”他在肯定王陽明的功業同時，似乎又把曾國藩鎮壓太平軍與王陽明的清剿平亂聯系起來。池仲容究竟是賊頭匪首還是農民起義頭領？也許兩者兼有。若真如此，那又將如何給王陽明定位和評價？歷史有時只能粗讀，不可細究。王陽明身為朝廷命官，肩負巡撫之職，除暴安良，保境息民，既是效力朝廷惠澤百姓，更是他的職責所在。

作為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王陽明比誰都清楚，圍剿殺伐不是目的，只是平亂的一種手段而已。地處四縣邊界的三隙之地，乘圍剿平亂之機“復建縣治，以扼其害”才是長治久安之計。當他的奏報得到朝廷恩準，并把縣域治所冠以“和平”縣名之時，隨即要做的事便是興農辦學，引進技術，力促當地的經濟發展。誰也不會否認，歷史上大凡被百姓記念的官吏一定是為民造福，卓有建樹的好官，而把地名冠以人名致以紀念的更是政績非凡和倍受敬仰。趙佗率秦兵南下平越建古邑龍川后人把縣城謂之佗城；韓愈貶潮僅八月因驅鱷害以致潮州山水易姓為韓；蘇東坡寓惠筑屋白鶴峰當地人把峰叫作東坡亭……和平人除了把羊子埔改稱陽明鎮外，還把當地生產的土紙和雨傘稱之為陽明紙和陽明傘，這些注入了歷史人物的內涵的文化符號，既成為一個地方的特色品牌，又寄托著和平人民對王陽明的永恒紀念。

再讓人聯想到的是，曾國藩的部將左宗棠以消滅太平軍、捻軍的戰功彰顯于后世，而人們對他最無爭議的紀念卻是在新疆倡植的一種柳樹，人們稱為“左公柳”。陽明鎮只有一棵“陽明樹”，是不是還可以種上一片片的“陽明榕”？也許五百多年前王陽明種植此榕時就意在昭示后人：戰爭是為了和平，生態是為了未來。撐起一片濃綠，庇蔭天下百姓，才是最根本的政治。

 

■陳雪(中國作協會員，廣東作協理事，惠州市作協常務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