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藍

我記得是在2018年四川省作協舉行“名家看九寨溝”筆會期間，阿來發言說：“汶川大地震10年過去了，面對車載斗量的“地震文學”，我們可能記不住任何一篇。原因很復雜，更多的原因，恐怕在于我們的作家沒有面對災難的能力，不具備直面災難的洞察勇氣。”我當時就推測，他多半在悄悄寫作這一題材……

我拿到《云中記》讀完后，在采訪阿來時他承認：“汶川大地震幾天后我開車繞道進入汶川，參加到抗震救災的工作中。我的汽車引擎蓋上，有一個被飛石擊穿的洞，我至今沒有修理更換。這個洞就像一只眼睛，一直在默默注視我。2018年5月12日下午，我聽到了警報聲，那時我才決定，要動筆寫汶川大地震，而且當天下午就開筆……”

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多重效應，至今沒有得到認真梳理。很多問題困擾我們：為什么中國人，一旦面對死亡的時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很多時候人們看別的文化當中觀察別的文化當中的人，他們對于生命，對于死亡，不管是在現實生活當中，還是在他們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好像他們總是能在苦難悲傷當中發現另外一種東西，生命中最高貴的那些東西。他們對悲傷之外東西的了解給自己構成一個靈魂跟心靈的洗禮。人們沒有參透眾多死亡對于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的他們的血，他們的累，對于人們靈魂的洗禮，對人們心靈的凈化。如果他們的死沒有啟迪我們更好領略活著的這些人對于生命意義的認知，生命價值的認知，那他們可能死就是白死。但如果我們有所領悟，我們的領悟可以使他們的死亡發生意義……

阿來也許比很多人感到的困惑更多。他坦言：“因為就在這段時間，我一直在看攝影家高屯子的幾組照片，我看到了一個老人的背影，因為必須離開家園而遷居，我有莫名的感傷。我想，把自己的描述的空間，放在一個地震波及強烈的高山村寨，所以就定名為《云中村志》，后來在編輯建議下，才改為《云中記》。因為這個事情，我形成的生活作息習慣就被迫調整了，每天早晨6點動筆，寫到9點左右，約三千字的樣子。平時每天快走五六公里的計劃，只好改到晚上去完成。我寫了四個月，終于完成了這個長篇。”

我認為，汶川大地震之后，經過了時光考驗、值得時代銘記的文學作品，一是李鳴生的長篇報告文學《震中在人心》，一是阿來的《云中記》。

阿來歷來提倡，作家要追求有難度的寫作，讀者需要向往有難度的閱讀。《云中記》的文體明顯比《塵埃落定》更為收斂，更為節制，但更有力量，有鷹翅一般硬語盤空的大力。

法國哲學家、小說家布朗肖曾提出災難的書寫理論，認為災難既已經發生了，但未必是大難，而是自然巨力對于制式生活、訓令的一次破除，是一次巨力對山河的重塑。災難范疇內的時間，不再是外部平常的時間；災難范疇內的空間，也不再是外部平常的空間。因為在災難的底部與上部，一定還藏匿著迄今為止未曾展露的命運與詭異。

小說的敘述幾乎沒有顯露作者的聲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個人在活動。仁欽的故事歸屬于阿巴，而阿巴也與村子里的一草一木，與土地、魂靈融為一體。阿來的敘事是從哲理和精神的層面上來關懷死者，把紀念轉化為對死亡經驗的獨特體驗，這就有阿巴這個最后的祭司對于死者靈魂的祭祀。他才是靈魂的二傳手。阿來處理死亡的經驗顯得比較坦然，因為藏民的生命觀與自然觀是一致性的。漢民族當然也是非常重視處理死亡經驗，雖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其實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懂得死亡，這與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本體思考完全不同。在《云中記》里，通過阿巴這樣一個孤獨的靈魂來獨自面對云中村的死者的靈魂，表達了他所承載的鄉親們的哀悼，也是阿巴個人精神的通靈。在那種敬畏的、信奉的、祈禱的通靈氛圍中，阿巴的形象樹木一樣屹立。他顯然遠非一個所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他是鄉村最后的守護神，他既是獻祭者，他更是精神性的代言者。

世界上有很多令人傷心的事情，我們的確需要美好的念想。《云中記》寫出了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更為峭拔的意義，在于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后，凸顯了人性的溫暖和閃光。

《云中記》在賦予阿巴眾多使命之外，穿插了有很多對藏地風俗的描繪，比如阿巴買馬的諸多生活場景與細節，這完全建立在阿來多年的藏區生活的觀察與熟悉，賦予了另一種開光的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