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藍

我記得是在2018年四川省作協(xié)舉行“名家看九寨溝”筆會期間，阿來發(fā)言說：“汶川大地震10年過去了，面對車載斗量的“地震文學”，我們可能記不住任何一篇。原因很復(fù)雜，更多的原因，恐怕在于我們的作家沒有面對災(zāi)難的能力，不具備直面災(zāi)難的洞察勇氣。”我當時就推測，他多半在悄悄寫作這一題材……

我拿到《云中記》讀完后，在采訪阿來時他承認：“汶川大地震幾天后我開車繞道進入汶川，參加到抗震救災(zāi)的工作中。我的汽車引擎蓋上，有一個被飛石擊穿的洞，我至今沒有修理更換。這個洞就像一只眼睛，一直在默默注視我。2018年5月12日下午，我聽到了警報聲，那時我才決定，要動筆寫汶川大地震，而且當天下午就開筆……”

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多重效應(yīng)，至今沒有得到認真梳理。很多問題困擾我們：為什么中國人，一旦面對死亡的時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很多時候人們看別的文化當中觀察別的文化當中的人，他們對于生命，對于死亡，不管是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還是在他們的文學藝術(shù)作品當中，好像他們總是能在苦難悲傷當中發(fā)現(xiàn)另外一種東西，生命中最高貴的那些東西。他們對悲傷之外東西的了解給自己構(gòu)成一個靈魂跟心靈的洗禮。人們沒有參透眾多死亡對于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的他們的血，他們的累，對于人們靈魂的洗禮，對人們心靈的凈化。如果他們的死沒有啟迪我們更好領(lǐng)略活著的這些人對于生命意義的認知，生命價值的認知，那他們可能死就是白死。但如果我們有所領(lǐng)悟，我們的領(lǐng)悟可以使他們的死亡發(fā)生意義……

阿來也許比很多人感到的困惑更多。他坦言：“因為就在這段時間，我一直在看攝影家高屯子的幾組照片，我看到了一個老人的背影，因為必須離開家園而遷居，我有莫名的感傷。我想，把自己的描述的空間，放在一個地震波及強烈的高山村寨，所以就定名為《云中村志》，后來在編輯建議下，才改為《云中記》。因為這個事情，我形成的生活作息習慣就被迫調(diào)整了，每天早晨6點動筆，寫到9點左右，約三千字的樣子。平時每天快走五六公里的計劃，只好改到晚上去完成。我寫了四個月，終于完成了這個長篇。”

我認為，汶川大地震之后，經(jīng)過了時光考驗、值得時代銘記的文學作品，一是李鳴生的長篇報告文學《震中在人心》，一是阿來的《云中記》。

阿來歷來提倡，作家要追求有難度的寫作，讀者需要向往有難度的閱讀。《云中記》的文體明顯比《塵埃落定》更為收斂，更為節(jié)制，但更有力量，有鷹翅一般硬語盤空的大力。

法國哲學家、小說家布朗肖曾提出災(zāi)難的書寫理論，認為災(zāi)難既已經(jīng)發(fā)生了，但未必是大難，而是自然巨力對于制式生活、訓令的一次破除，是一次巨力對山河的重塑。災(zāi)難范疇內(nèi)的時間，不再是外部平常的時間；災(zāi)難范疇內(nèi)的空間，也不再是外部平常的空間。因為在災(zāi)難的底部與上部，一定還藏匿著迄今為止未曾展露的命運與詭異。

小說的敘述幾乎沒有顯露作者的聲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個人在活動。仁欽的故事歸屬于阿巴，而阿巴也與村子里的一草一木，與土地、魂靈融為一體。阿來的敘事是從哲理和精神的層面上來關(guān)懷死者，把紀念轉(zhuǎn)化為對死亡經(jīng)驗的獨特體驗，這就有阿巴這個最后的祭司對于死者靈魂的祭祀。他才是靈魂的二傳手。阿來處理死亡的經(jīng)驗顯得比較坦然，因為藏民的生命觀與自然觀是一致性的。漢民族當然也是非常重視處理死亡經(jīng)驗，雖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其實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懂得死亡，這與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本體思考完全不同。在《云中記》里，通過阿巴這樣一個孤獨的靈魂來獨自面對云中村的死者的靈魂，表達了他所承載的鄉(xiāng)親們的哀悼，也是阿巴個人精神的通靈。在那種敬畏的、信奉的、祈禱的通靈氛圍中，阿巴的形象樹木一樣屹立。他顯然遠非一個所謂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人，他是鄉(xiāng)村最后的守護神，他既是獻祭者，他更是精神性的代言者。

世界上有很多令人傷心的事情，我們的確需要美好的念想。《云中記》寫出了生命所經(jīng)歷的磨難、罪過、悲苦，更為峭拔的意義，在于寫出經(jīng)歷過這一切后，凸顯了人性的溫暖和閃光。

《云中記》在賦予阿巴眾多使命之外，穿插了有很多對藏地風俗的描繪，比如阿巴買馬的諸多生活場景與細節(jié)，這完全建立在阿來多年的藏區(qū)生活的觀察與熟悉，賦予了另一種開光的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