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筱詩

我是帶著極大的質疑和忐忑，展開閱讀的。

宏大歷史、家族敘事、命運浮沉，都是老生常談的文學主題了，“一度被看成阻礙新型文學前進的最大敵人”。青年作家還需要這樣的寫作嗎？他們還能寫出新意嗎？我怕套路化的寫作，拾前人牙慧的因襲，煩透了慣常的橋段。還有腰封上的文學史定位，是否過譽了呢？

帶著疑問，我翻開了小說。楔子還未讀完，我審視的眼光便從劉基業這個人物的出現開始削弱。這令我欣喜。不知不覺，我被吸引住了。“生動鮮活”這樣的形容，不足以表達我的閱讀興奮。我感受到那些帶著四川方言的對話，蹦蹦跳跳地出來，是帶著表情的語氣，連著情緒的調調。我逐漸被人物語言裹挾著進入了，化身為普通讀者。

小說寫的是晚清年間，正值千年未有之變局，四川嘉定有一李氏家族，開福記絲號維持家業。家長李普福膝下無子，聽聞桑戶劉基業初得一對雙胞胎，便雇劉做管家，并收養一子，更名李世景；另一子劉太清，由他生母劉譚氏繼續撫養。兩兄弟自此走上迥途，最終卻在革命道路上重逢。伴隨其間，李普福及其姨太子嗣、鄰友同盟的命運圖卷鋪展開來，故事支脈漸次流淌，人物紛至沓來，他們如滾滾浪濤中的泥沙，或被沖到荒地暗角，或繼續奔流前行，又不斷有新的支流匯入。那些被命運遺落的沙粒，瘋了，丟了，死了，一個一個，眾生隕落。小說的結局如一場大戲落幕，但“尺余大剪”剪不斷故事，世道依然在變，未來的日子將如何，無人知曉。

“月亮淌著水，打濕了云。”這是整個故事最安靜的時刻，劉基業躺在河里，臆想著幺姨太的身體，哪怕它是不倫的，但那份簡單純粹，讓人討厭不起來。同他一樣簡簡單單的人們，都只因世道變了，便也跟著隨波逐流。今天是人，明天是鬼都不曉得。李普福作為有責任感的鄉紳，如風中之燭仍苦撐家業，到頭來又落得怎樣下場？這條命運長途上，誰也不能平平順順過一生，待百花具殘，曲終人散，只留下一片煙波與黃昏。人生久長，似若江河，看蕓蕓眾生，零零落落。作者悲憫著不可測、不可逆的命運之力，那些如苔絲般脆弱的命運，無力而蒼涼。

《苔》不是一部前衛的寫作，沒有用所謂超現實、后現代等手法，而是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書寫不熟悉的主題。周愷曾談到過本書的創作緣起，稱方言文學與地方基因，其實只是一個套子，他真正要寫的是革命內核。故事的開端便是國勢漸變，革命浪潮漸涌。革命萌芽者漸起，卻也是懵懵懂懂的，“咋個變，不曉得，變成啥樣子，也不曉得”；置身事外的看客們“見慣不怪，莫說有叛匪舉事不成，即便真真將皇帝佬兒趕下了位，隔個三兩天，怕還是茶兒照喝，煙兒照吃，娼妓照嫖”；待真正的暴力革命發生在眼前，親歷者們又是“一邊避讓，一邊回頭瞅”，“舍不得錯過這難逢的一幕”。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革命為何物？劉太清因誤判局勢葬身火海；李世景想拋下一切帶九歲紅私奔。革命和女人哪個更重要？家國存亡還是個人情愛？革命理想里摻雜著多少私人的愛恨仇怨？無論在金錢和行動上，李世景都參與了革命，但他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他支持的究竟是革命事業還是摯友情誼？革命的推動力究竟從何而來？如此種種，無不呈現著革命中裹挾的魯莽與荒唐成分。周愷透過人物的行止和命運，反思革命的意義，留下許多流淌在文本之外的發問。

革命內核之外，便是周愷設計的“方言文學與地方基因”的套子。多年的蜀地生長，滋養了周愷得天獨厚的方言系統，積淀了豐沃的地域文化資源。他以豐富的想象力和獨特的話語系統，將歷史觀與革命觀鑲嵌其中。讀來血肉豐滿，絲絲入扣，有滋有味。在我看來，這是聰明的寫作。在他的筆下，豐贍的蜀地生活得以極致地還原：民俗野趣、迷信傳說、集會喪葬、蠶絲煙葉、茶館酒肆、書院私塾、商賈買辦、纖夫石匠、袍哥綁匪、明娼暗妓、煙鬼狎客……琳瑯滿目，不勝枚舉。作者將它們細細敷陳，層層鋪墊，營造出如臨其境的在場感。這樣的寫法顯得扎扎實實，本本分分，根扎在土壤里。

《苔》，是一場有寫作難度的挑戰，一次完成度頗高的文學嘗試，展現了周愷不凡的創作實力。它體現著作者回望革命歷史的膽志、為家鄉地域書寫的擔當，盡管這使命感也許是不自覺的，但他儼然成為接續傳統的后來者，以他的藝術才情，為蜀地文學在中國文學地圖上又標記下濃重的一筆，同時也擴寬著青年一代的寫作維度。

周愷這一當代文學的新鮮面孔，沒有從自己的圈圈寫起，慢慢看向遠山遠水，而是甫一登場便拉開架勢，端上一出精彩大戲。看著李世景漸去的背影，我掩卷長思，放下了偏見，同時對周愷生出一種新的期待，比如好奇他會如何寫自己，寫當下，寫周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