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咣的一聲，黑夜就到來了。”

這是《春之聲》的開頭第一句。《春之聲》是施特勞斯的名曲，王蒙的小說選擇名曲作為小說的題目，足見王蒙對施特勞斯和音樂的熱愛。《春之聲》和他的《夜的眼》《風箏飄帶》《海的夢》《布禮》在當時因為“意識流”等西方現代派元素被稱為“集束手榴彈”。《春之聲》又是五篇中的領銜之作，在新時期文學史上地位卓著。

這篇小說之所以被稱為“意識流”小說，在于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或者說沒有完整的敘事骨架，而是在一片音樂聲中讓文字和情感自由地流淌。意識流作為西方現代主義的重要流派，有著完整的體系，而王蒙并沒有讀過伍爾夫等人的意識流名作，所以王蒙對自己的小說被稱為“意識流”也感到驚訝。那么《春之聲》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這里要回到小說的題目，回到音樂對小說的內在影響。王蒙在選擇《春之聲》作為題目時，便決定了整個小說沉浸在音樂的河流之中了。音樂靠音符和旋律來構成藝術空間，小說靠語詞和敘述來建構世界，王蒙的《春之聲》在于打通了語詞和音符、旋律和敘述的界限，因而形成了新的敘事。所以，在《春之聲》里，我們感到音符的跳動和旋律的奔涌、語詞轉化為音符、敘述成為旋律的流淌，而意識流本身的特點就在于記憶的片段化和敘述的情緒化，這與音樂的抽象和自然流動是同構的。王蒙是一位音樂造詣很深的作家，他的小說多次以“歌唱”的方式來表達，音樂在《春之聲》里轉化為小說的結構、小說的皮膚、小說的血液、小說的靈性，小說寫聲音、寫音樂到了至境，也就和“意識流”的“‘流’向”相通了。

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也是共和國文學史不可多得的經典。王蒙的《春之聲》是通過岳之峰的視角來“聽”小說的，岳之峰的感官顯然有王蒙自身的感受在其中。而《紅高粱》直接以“我”進行敘述，敘述的又是莫言家鄉高密的故事。但“我爺爺”這樣一個視角開辟了新的小說空間，這是歷史和現實、虛擬和紀實、隔離和貼近的多重組合，讓莫言一下子在敘述的層面與加西亞·馬爾克斯比肩了。作家對高密東北鄉的敘述也就自然而然了：“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我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在這樣的語境里出現，當然不同凡響。

《紅高粱》的成功還在于對小說的意象化處理，尤其是顏色的視覺轟炸。莫言在《紅高粱》之后還寫過一篇《爆炸》，在那篇小說里面，視覺、觸覺、聲音混合在一起，核彈似的轟擊著小說的語詞和小說古老的框架。讀完《紅高粱》，掩卷而思，全是紅色的意象在燃燒：無邊的高粱地、火焰的光澤、血液的慘烈、酒的熱氣息，都融入了一片赤色的海洋。莫言這里對“紅”的重新敘述，也是對共和國文學的一種創造性的傳承。在十七年文學中，有“三紅一創”的說法，而《紅旗譜》《紅巖》《紅日》都是革命戰爭題材的代表作，《紅高粱》的取材屬于“三紅”的題材，但這個“紅”顯然是新時期特有的色彩。張藝謀后來靠《紅高粱》摘取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也是對“紅”的色彩使用成功。之后他又以《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也是“紅”的品牌的延伸。當然往根上追溯，還有《紅樓夢》。《紅樓夢》的書名有七八個之多，最早流傳下來的還是《紅樓夢》，就在于色彩的魅力。《紅高粱》的成功在于塑造了“中國紅”這樣一個色彩符號，從而在世界文學版圖上有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