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晶

新世紀以來，社會快速裂變發展，社會結構、文化依據、價值觀念都發生了變化，城鄉差別、鄉村退守、城市異變，給身處其間的中國青年以新的人生體驗和微妙感受。“80后”“90后”年輕寫作者們致力于描摹巨大社會現實后的“青年”形象，探索他們的心理流變、個體命運，映照當下社會的枝枝脈脈。借由《西湖》雜志2018年第7、8、11、12期四位新銳佟琦、趙挺、三三、葉楊莉的小說，可窺一豹。

事實上，文學對于“青年”的關注恒久日新，當“80后”以嶄新的“青年”面貌初登文壇之時，文學就對他們隱含了一種期待——貢獻新的文學形象。個性的銳氣、自信的姿態、對抗的勇氣，他們在時代急劇變動的褶皺中凝視自身，也打量外界。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80后”“90后”作家小說中的“青年”們，似乎一步步在后縮、退守，個性依舊存在，但姿態卻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在庸常中無聲地抵抗，卻似乎難有出路，也靜默無聲。

佟琦的短篇小說《長不大》，標題正是一種點題。“長不大”，更在于人物自身的一種選擇，或者說無奈。“像我這么一個人，在圖書館工作了十多年，又不想當官，還喜歡文學，我怎么可能長大呢？不長大就不長大吧，反正我就這樣了。”評論者狗子說佟琦的性格比較“面”（北京話柔弱懦弱的意思），“他肯定一輩子飽受‘面’之折磨，這份折磨終于在他的小說里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佟琦習慣在小說中呈現無所依仗也無所在意的青年們，他們被生活簇擁著自然向前，但卻有著“說不出的苦悶”。如他在小說里直陳的，“問題太復雜了……我連哪方面出了問題都不知道……那時我的狀態就是這樣：大部分時間看不見前途，偶爾盲目樂觀。但生活總是得繼續下去，不是嗎？”

喜歡文學、寫點小說，成為了佟琦筆下青年們反抗的一種方式，唯有在做這件事時，他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內心。這成了他們確證自己的一種方式。

無獨有偶，趙挺的小說也總在寫一種逃離與反抗中對自己的確證。《逃跑公路》中，“我”二十歲，本質上很無聊，只能蹲在路邊看老槍偷窨井蓋，“我”的理想也是“這樣進一步的庸俗與無聊”。但為了改變世界，獲得自由，不能溶于“此處”，必須逃跑。“逃跑”“在路上”是趙挺一貫的主題，逃跑是為了什么呢？“是追尋。追尋是什么？追尋才是本質。本質是什么？本質就是意義。意義是什么？意義就是人生。”在一次次的逃跑中對抗生活，尋找自我存在的意義，但正如趙挺小說被人們熟知的那樣，他的“逃跑”和“在路上”永遠不能成功。

《青年旅館》中的二手豐田車就是他逃跑的旅館，他無數次想開著這輛車去遠方，但不斷的意外使其延宕。趙挺說自己就是寫“年輕人沒事瞎晃蕩”，他所做的事情，所見到的人，都是虛無縹緲的，陌生的，“他和二手豐田就像在某個午后筆直地行駛在一條公路上，身邊的一切都只是掠過，且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也許油開光就算結束”。二十年后的今天，時代“青年”們和生活的對抗早已不再激烈、堅定，反抗是要反抗的，但更多時候是一種無力。在社會裂變中被擠壓著的青年們，他們已然學會了新的和外界相處的方式：乏味、孤單、漫無目的，眼前的現實需要逃離，總有一個不知在何處卻必然更好的“更遠的遠方”。這其實也折射了一個事實：青年們希望改變世界，但最終發現自己無能為力。青年們該怎么辦？

“我所處的時代，一切正在被新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方式所重新結構，這是我豐富的空間經驗所帶給我的，最為篤定的判斷。這里面的激變是磅礴的。他們在遷徙，而我也在一路遷徙。城市化浪潮的兒女，已經把故鄉丟進了清晨七點鐘擁擠的地鐵里。我也在一座腳手架上攀登，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我目睹了許多困境，自己也身處困境。”

葉楊莉的這段自陳，或許代表了很多城市新移民的感觸。城市化進程，城市成為更多青年生存的最主要空間。他們可能像她在短篇小說《連枝苑》中的主人公齊小嬌一樣，經歷著愛情的輸贏進退、在大都會落腳/出局的不同體驗。青年們的命運在城鄉異變中再一次凸顯出來，城市空間變化給予他們生命的轉折、沖破現實處境的渴望，也給予了他們在其間生存的種種艱難。“城市化浪潮的兒女”們，在不同經驗相似命運的個體生活下，完成著自己青年成長的過程。他們也期待，文學能夠給予“青年們該怎么辦”的答案。憂慮的問題是：現下的青年寫作中，似乎還未有答案。

作為這個時代的“同代人”，這一代青年人面對著時代和生活的新變。文學應該塑造起新的青年形象，展現新的精神氣質和生命追求，對自我、對生活、對世界有新的認識和想象。年輕寫作者們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