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港嘢君講述了香港大律師李柱銘的“鬼故事”，他出爾反爾，從“修例”始祖變身反“修例”旗手。他不避諱漢奸的名聲，還公開鼓吹“我天天做漢奸”，要“敢于當殖民主義的走狗”。今天，要講的是陳方安生，她在“禍港四人幫”中居第三位，卻是一個“特殊的角色”，曾任港英政府布政司的她，是西方反華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的一枚重要棋子。

與李柱銘一樣，陳方安生也出身名門，她的祖父是抗日名將。但與李柱銘的破罐子破摔的“坦率”不同，陳方安生將自己塑造成“民主女神”“香港良心”“香港鐵娘子”，然而，隨著其賣港賣國惡行不斷曝光，人們愈發看清楚，陳方安生就是讓香港不安生的重要禍首。

陳方安生時常一襲紅衣出現在公眾面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交接儀式上，陳方安生身著紅色套裝站在中間位置，拿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搶C位”，遭到香港媒體的批評。

“左右都是我的團隊成員，我自然在中間。”陳方安生傲慢地回應指責。權勢容易讓人內心膨脹，早在半年前，她已被任命為首屆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這也是她左右逢源、韜光養晦的結果。

香港回歸前夕，陳方安生多次拒絕來自英國賜予的女爵士頭銜。在曇花一現的榮譽與現實權力之間，她暫時選擇了后者，還以退為進在1995年秘密前往北京，表現出積極商討香港主權移交的姿態。

陳方安生工于鉆營取利，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機客”“變色龍”。香港回歸后，外界關于她與上司董建華不睦的傳聞不絕如縷，有一本名為《陳方安生風雨十年情》的書就描述說，香港特區政府高層出現了兩個“司令部”。

陳方安生性格果斷、作風霸道，美國《新聞周刊》也稱之為“香港鐵娘子”，這更多來自她對權力制衡嫻熟的運作和利用。更通俗地說，她擅長拉幫結伙，是香港政壇“手袋黨”靈魂人物。

“手袋黨”之稱源于偶然。1982年，在第25任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送別的晚宴上，時年42歲的陳方安生帶領港英政府一眾女高官登臺獻藝，獻歌獻舞。其間，不少人都提著手袋。那一夜，“手袋黨”的稱謂不脛而走。

當時，代表英皇而來的港督擁有絕對的權力，所設“行政局”名為港府最高決策機關，也只不過是港督的咨詢機構，至于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廉政公署、審計署更要對港督言聽計從。英國殖民者也毫不避諱地宣告他們的絕對統治權。《英王制誥》就明文規定，“香港一切文武官員及平民都必須順從英王委任之港督”。很明顯，那時候還是社會福利署副署長的陳方安生，在載歌載舞間想的只能是如何“順從”甚至討好港督，哪里會有現今這般大談“民主”“自由”？

在香港的權力體系中，男權一直占絕對主導權，然后，特別有心計的陳方安生，則充分利用性別上“差異”，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權力體系中找到了一個特別的立足點。“手袋黨”就是這樣一個點。早在1979年，她升任社會福利署副署長后，就著手組織了一個所謂“高級女性政府官員協會”，并在兩年后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這為她在贏得贊譽的同時，還聚攏了不少寶貴的政治資源，也進一步奠定了日后“手袋黨”的組織和群眾基礎。

1986年，陳方安生遇上了讓她毀譽參半的“郭亞女事件”：一名患有精神病的母親將自己的女兒“郭亞女”囚禁起來。得到舉報后，陳方安生決定用破門入屋的手法強行解救“郭亞女”。

不料，她這一次捅了馬蜂窩。一時間，香港輿論廣泛批評她“越權”“侵犯私權”，畢竟社會福利署并不是警察機構，大量的輿論還質疑她破門入屋的必要性，指責她其實是“立功心切”。但到了后來，時任港督尤德選擇了保她的態度，出面進行了力挺。

在香港那個必須“順從”總督的時代，輿論迅速鴉雀無聲，陳方安生也由此躲過她仕途中的第一次“劫難”。為修復個人形象，陳方安生開始照顧“郭亞女”的生活，協助她改換名姓，資助她到海外游歷，到了后來，工于心計的她，又把這些“先進事跡”巧妙地安排在對自己友好的媒體上。

自此，陳方安生的仕途一直順風順水，直到2001年遭遇人生的“滑鐵盧”。那一年，她以“私人理由”宣布提前退休，結束近39年的公職生涯。實際上，那是她“以退為進”策略徹底失敗的結果。此前，她曾經打過謀求當行政長官的如意算盤，在未能得逞后，即已與特區政府貌合神離。

退休后的陳方安生沒有安生下來，開始與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公然對立。在坐上立法會議員的位子后，更是打著“民主”的幌子，領導反對派上演了一幕幕亂港禍港的丑劇。

一襲紅衣，笑聲咁口。這是陳方安生獨有的政治招牌，她在公眾場合總是以笑容可掬的形象示人，人稱“陳四萬”，粵語中常以“四萬咁口”描述笑容滿面。

她在香港政壇順風順水，也遮住了很多公眾的眼睛。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陳方安生的丑聞還是在她退休后集中曝光，并頻繁地見諸報章。

2007年11月29日，香港《文匯報》署名王紹爾的文章揭露陳方安生的“掩黑三招”：打“悲情牌”，無法回避時就說有人“蓄意抹黑”；打“中央牌”，玩弄邏輯上的障眼法，反倒欲蓋彌彰；打“鴕鳥牌”，竭力躲避和搪塞以權謀私的“超按事件”。

行文此處，港嘢君不得不講講讓“陳四萬”聲名狼藉的“超按事件”。1993年，香港樓市開始起飛，買樓后立即就升值。時任布政司的陳方安生，并沒有按照香港政府七成按揭的政策買房，而是透過私人公司成交以減付印花稅，購買了玫瑰新邨的房產。

香港《文匯報》等多家媒體還接到線人舉報，陳方安生的女兒陳慧玲，也在同一年獲得銀行“九成一按揭”購買豪宅。因此，陳方安生一家被廣泛懷疑有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之嫌。

“超按事件”還只是“陳四萬”以權謀私、收受黑金的冰山一角。2007年9月，在參選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時，陳方安生的這段丑聞被當眾質問，她氣急敗壞地打起“中央牌”并聲稱，如果中央對她的品格有懷疑，香港回歸時就不會委任她擔任政務司司長。

她擅長“左右逢源”，時而以“中國人”自居，時而做“民主女神”，時而又是“香港良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婦女委員會主任楊志紅曾撰文《陳方安生：從虛幻到真相》。楊志紅認為，陳方安生毫無政績，“郭亞女事件”讓她留下踐踏人權的不光彩記錄；任港英經濟司時，陳方安生錯誤批準中電多建發電廠，導致香港市民多付34億電費，還污染香港空氣；任職新機場發展策略委員會主席時，陳方安生的剛愎自用要對新機場啟用時的大混亂負責。

“左右逢源”可得一時之利。長此以往，陳方安生是“左”的得罪光了，也不受“右”的待見。如同李柱銘在聲名狼藉之后自稱“我天天做漢奸”，這時的陳方安生只顧天天撈錢。

僅2013至2014年間，陳方安生至少三次收受“禍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捐贈的巨額“政治黑金”，總額高達350萬港幣，用于資助她繼續從事禍港亂港活動。

黎智英也只不過是這筆資金的“二傳手”。正如港嘢君在《“拆家”黎智英》中所說，他以毒品起家聚集大量不義之財，還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至少兩億美元的資助。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禍港亂港自然花費巨大。陳方安生還積極在香港社會搞“眾籌”。2019年7月10日，她與李柱銘等亂港分子組織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已籌得100萬港幣，聲稱將用于撰寫“修例”事件的民情報告，繼續亂港禍港。

千方百計籌集資金，想方設法蠱惑公眾，被認為是某些不良政客兩大提綱挈領的“法寶”，極“不安生”的陳方安生深諳此道。

她的蠱惑之手，已伸向近20萬名香港公務員群體，后者是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中流砥柱。2019年8月2日，陳方安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公開蠱惑香港警隊，“警隊的敵人不是市民，希望警隊能顧全大局。”她還表示希望，警務人員放棄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責，進而讓香港社會局勢進一步動蕩。

近日，她還以前政務司司長的身份，公開鼓動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罷工參與游行示威活動，企圖癱瘓港府的各項職能，進而自下而上地削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執政權力。

而在當年擔任政務司司長之時，她則極力要求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1998年，陳方安生在一次公開發言時，要求公務員必須恪守“六大原則”，尤其是政治中立原則。

“堅守法治；守正忘私；所有決策和行動，既要交代，也要公開；履行公職時，保持政治中立……當香港特區踏入二十一世紀，為不斷上升的人口締造一個自由、文明和繁榮的理想家園之際，堅守這些基本信念，是我們必盡之責。” 

根據香港法律，公務員隊伍必須政治中立，并實行政務類公務員與業務類公務員“兩官分途”的原則。如今，自詡“民主女神”的陳方安生，卻背離了她建設“法治香港”的初衷，繼續禍港亂港，高呼在“順從”港督時代想都不敢想的“民主”“自由”，“兩面人”真相暴露無遺。

2018年9月19日，在香港遮打花園，顏武周、張家寶等兩名合約制公務員帶頭集會，他們打著“公仆仝人，與民同行”口號，煽動公務員反政府，去參加下周一的大罷工。不過，當天參與集會人數少之又少，至于其中又有多少真正的公務員更有疑問。

尷尬之下，陳方安生專程趕赴遮打花園救場。她在講話中絕口不提公務員政治中立，而是鼓噪說，“一隊優秀、高效、高士氣、中立的公務員團隊，需要特首及管治團隊體恤民情，保護公義才能夠管治香港。”

其間，陳方安生還攻擊香港現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的公開信是“恐嚇”。當時，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曾發公開信強調，港府絕不認同以公務員名義，發起或參與政治集會和罷工；若違反政治中立、對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政府會嚴肅跟進處理。

多年的港英政治生涯，已讓陳方安生練就了避重就輕、鬼話連篇的本事。面對羅智光的指責，她一度迅速轉移話題，“政府的新政策或者重要發言，連英文稿都欠奉，新聞稿有時深夜才公布，記者會亦拒絕召開，實在是一個大倒退。”

與大律師李柱銘一樣，陳方安生也擅長詮釋和歪曲法律法規。2019年8月2日，陳方安生公開詭辯稱，“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除了數類公務員，包括政務主任、新聞官、首長級官員以及所有紀律部隊不能參與這樣的（示威）活動，其他所有公務員也享有言論和集會自由。”

陳方安生還推出類似“白天為人，夜間做鬼”的奇怪邏輯，她在遮打花園集會現場還聲稱，“這是自發的集會，他們是下班的時候、利用自己的時候，亦不可說是損害他們的政治中立。”

這個自詡為“香港良心”的“兩面人”，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出賣良心。

陳方安生還喜歡找洋人撐腰，“告洋狀”上癮。早在2014年香港發生非法“占中”期間，她就被曝光與美國高官頻頻見面。

2019年3月，她與郭榮鏗、莫乃光等人悄悄跑到美國，向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美國副總統彭斯等，要求美國遏制中國，聲稱“美國完全有權過問香港人權和‘一國兩制’”，請求美國出面干涉香港內部事務。

2019年８月14日，陳方安生又偷偷地拜訪德國駐港總領事館，并受到高規格的接待。其后，她又趕赴灣仔一處商務中心與某神秘人士秘密會面。

“領旨”后，她緊握一個黑色公文包離去。香港《大公報》透露，這一次，陳方安生是就香港最新局勢向歐盟“提供意見”，乞求歐盟“關注”和介入香港事務。

由于挾洋自重的賣國賣港行徑昭然若揭，陳方安生一度被“四大護法”之一的許崇德譏諷為“不甘寂寞”和“紅杏出墻”，但她毫不在乎，反而還鼓吹“在香港這個國際城市，外國也是真正的持份者”。

在拉洋人幫襯的同時，陳方安生對中國人卻又是另一副面孔。當年，在香港回歸初期，廣東省提出要在經濟上與香港融合，并建議興建一座跨海大橋，實現24小時通關，但時任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港方代表的她，對于這一利港利粵的政策一直持反對態度。

2000年4月，三件來自圓明園的國寶在香港拍賣，引起香港各界的強烈不滿。然而，陳方安生卻堅持認為拍賣國寶是“合法的商業活動”，她領導的政務司更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更早前，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一直提議全面落實國語教學計劃，卻遭到陳方安生的橫加阻撓。最終，“100所中學獲準維持英文中學的資格”，成為她向西方匯報的重要政績。

當然，這名“港英余孽”也得到了“洋主子”的各種獎賞。2002年11月7日，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親自頒授“圣米迦勒及圣喬治爵級大十字勛章”，專門感謝她在殖民地時期的貢獻；2018年2月，陳方安生又在美國得到了一個名為“奧康納”的所謂“正義獎”。

消息傳來，香港媒體紛紛將這些獎項諷刺為“抹黑香港獎”，并以“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比喻痛斥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

來源：港嘢茶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