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村民何李茍向記者講述山里的生活。

      2013年5月，廣東新一輪扶貧開發工作拉開序幕，3年前啟動的“兩不具備”（不具備生產生活條件）貧困村莊搬遷安置工作，再次列入扶貧開發工作的重中之重。作為重點扶貧地區，在未來3年，我市將堅持自愿原則，完成“兩不具備”貧困自然村9000 多戶農戶的搬遷安置工作。

      這一次，和平縣合水鎮黃屋村進入了人們的視野。5月27日，省長朱小丹驅車數百公里，來到這個幾乎不為外界所耳聞的村莊，鼓勵為數不多的村民搬出大山、安居樂業。在外界看來，黃屋村村民是幸運的——或許，黃屋村很快就能成為他們的記憶。但在省里利好政策的面前，搬與不搬，又或者有沒有能力搬？讓當地村民陷入沉思。而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兩不具備”貧困村搬遷的難點所在。日前，記者走進黃屋村，嘗試管窺那些時代洪流中貧困村莊的沒落、迷茫和希望。

      隱落大山里的村莊

      今年端午節的前一天，72 歲的村民何李茍在時隔近一個月后，終于出去了一趟圩鎮，他這樣解釋——“過節了，得買點豬肉、黃豆等裹粽子吃，順道看看大兒子和孫子。”這并不意味著何李茍不愿常到鎮上與兒孫團聚，而是在這個高山環繞的村莊里，走山間的捷徑到鎮上都要花上3 個多小時，上了年紀的他顯然吃不消。

      黃屋村位于合水鎮政和村西部，屬解放戰爭老區村莊，距離村委近7 公里、距離圩鎮近20 公里。按照這個里程來看，黃屋村與圩鎮之間的空間距離并不算遠，不過，探訪黃屋村卻不太容易。

      記者來到合水鎮當天，天空下著陣雨，通往該村的山路不僅濕滑，還被云霧籠罩，在越過一座架在山間小河的橋梁后，一條寬約3 米、陡峭的盤山道路從山腳向山腰蜿蜒進去，看不到盡頭。途中，鮮見從村里駛出來的摩托車，更不敢奢望有諸如小汽車等車輛出入。約1小時許，黃屋村出現在重山包圍之中，長滿野草的石階，幾處坍塌已久的房屋廢墟，是這個貧困村莊留給記者的第一印象。

      “你們現在看到的，只是這座山腰上的五六戶人家，往里面再走一段山路，又會出現幾戶。”政和村村支部書記王權中望著前面幾座山說，住在這里的村民已經不多了，只剩下35戶，百余口人，但大部分都是老人和不到上學年紀的小孩。“青壯年都到外面打工了，否則留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很難過日子。”旁邊的村民何李棠插了這么一句話。

      黃屋村的情況事實如此。全村百余口人的人均耕地不足0.21 畝，田地均為山坑田，常年缺乏陽光的照射，導致農作物產量極低。“孩子們還沒出外打工時，我們一家有10 余口人，但水稻年產量卻不足1000斤。”何李茍回憶起上世紀90年代前的生活，忍不住感慨。

      直到最近幾年，上了年紀的何李茍終于放棄了辛苦的農活，僅在面積約為1 分的旱地上種了些青菜，順道在家門口養了10 只母雞。“養了好幾年，沒舍得吃，都是拿來下蛋。”在一個月只到鎮上買幾次豬肉的何李茍看來，雞蛋也算是葷菜。

      其實，這僅是黃屋村困難的一隅。王權中向記者坦言，由于長期交通不便，黃屋村早已是名符其實的“五難”問題突出村：出行難、上學難、看病難、辦事難、增收難。

      “20 年前，村里還有個小學，我的幾個孩子都在這上過學。”何李茍回憶說，不過只能上到四年級就要換到鎮上的小學，后來由于學生越來越少，學校就被取消了。現在村里的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家長們幾乎都要在鎮上租房子住著，一邊打工一邊照顧孩子。

      然而，黃屋村卻還有著更難以訴說的疼痛與無奈。談到村民就醫的問題時，何李棠可能是在場村民中感觸最深、最痛的人。1990 年之前，何李棠曾有兩個可愛的侄孫，但都因為半夜發高燒，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而夭折。盡管事情發生至今已有20 多年，可一旦提起，何李棠的眼眶依然變得通紅……

      事實上，像黃屋村這樣的分散“兩不具備”貧困村莊，在河源不是孤例。僅政和村就有高寨背、高埂、卜坑、蘇坪等村莊隱落在大山里。而據市有關部門統計顯示，目前，我市“兩不具備”貧困村莊仍有614 個，其中符合整村搬遷條件的有 531個。

      走出大山的渴望

      何李茍養育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這意味著福氣、壯勞力以及財富。現在，兄弟三人分別在和平縣城、惠州和東莞等地務工，雖然均已成家，但仍租著房子過著拮據的生活。

      “總比待在村里強，起碼有三餐飽飯吃，每個兒子分別還能每月寄回100 多元錢，養活我們兩個老人。”何李茍不敢對兒子們有多大的奢求，倆老能勉強生活得下去就可以了，“他們也都不容易，要養家，還要供孩子上學。”

      貧窮很長時間都是這里的底色，百余口人擠在狹小的山坳里，土里刨食的年月，沒人可能致富。何李茍回憶早年說：“以前一家10 余口人除了年產量1000斤的水稻外，都是靠政府補給糧食過日子。”

      這樣的生活，讓村民走出大山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和大多數生活在貧困村莊的村民一樣，受城鎮化浪潮的沖擊和對改變落后生活的渴望，黃屋村的青壯年不斷擠入城市，試圖在那里拼得一席之地。“年輕人沒有哪個愿意待在家里。”王權中說，但受限于文化知識水平，那時出去的人很難掙得到錢。

      盡管從事著低端的工作，盡管挫折重重，之后的二十多年間，沒人愿意再回到村里，他們仍在努力地嘗試融入城鎮。

      事實上，在這樣的貧困村莊里，從來不缺乏出走的沖動。2007年，黃屋村民與一樣生活在山坳里其他3 個自然村村民，聯名要求搬遷。“當時，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4個自然村共搬走了120多戶人家。”王權中說，搬走的這些村民靠著政府的補貼和東拼西湊借來的資金，有些在縣城買了商品房，有些則在鎮上建起了平房；而大部分搬不走的，則是因為自家實在拿不出錢來。

      這其中包括仍生活在黃屋村的35 戶村民，對于他們來說，最直觀的感受是：村里人越來越少，就連過年也難以一家人團聚。而這，恰恰是他們最不愿觸碰的話題，同時也是最渴望改變的現實。

      搬不起的困惑

      今年5 月27 日，朱小丹調研我市“兩不具備” 貧困村莊情況時表態，省里已安排政策和資金幫助有意向村民搬遷，同時保障原有山地林地收益。這令當時站在朱小丹面前的何李茍激動不已，一個勁地說：“巴不得！”

      事實上，這樣的消息，不管是對于黃屋村村民，還是對于同為“兩不具備”貧困村莊的近9000 戶村民而言，無疑都是一個利好消息。

      很快，“省政府有政策和3 萬元資金補貼幫助村民們搬遷”的消息在黃屋村炸開了鍋。“這段時間，村民們三三兩兩湊在一起，談的都是這個事情。”何李茍想起省長與他交談時說的話，至今仍感到很自豪與興奮。

      “好幾個晚上都沒睡好覺。”說罷，何李茍卻突然沉默了下來，然后熟練地打開煙袋卷了一根煙點燃，猛地深吸了幾口。“三個兒子在外打工多年，至今仍住在簡陋的出租房里，平時除開日常開銷，根本沒有多余的錢存。”何李茍坦陳，自己實在籌不出錢來。這時，王權中向記者算了一筆賬：按照一戶需要建房資金6-8 萬的標準來算，除去省補助的資金外，還需自籌3-5萬元，對他們來說確實非常艱難。

      6年前的那次搬遷，他們因為缺錢無奈地錯過了；而這一次，他們同樣為錢而感到無奈，甚至是倍感困惑。

      “如果你們有能力自籌到除了政府補貼之外的資金，會毫無顧忌地搬嗎？”記者問包括何李茍在內的幾位村民。只是，對于記者拋出的問題，幾位村民并沒有當即回應。在猶豫了幾分鐘后，一直在旁沉默不語的一位村民反問記者：“搬出去后，我們到哪耕種？別說種水稻，到時種青菜可能都成問題。”

      滴答，滴答……停了沒多久的雨又下了起來，身旁的何李茍拉了拉記者：“往里坐一些，別淋濕了身子。”記者下意識地抬頭望了望，驀地察覺這座上世紀60年代建的泥房真的很老了。

【專訪】

      市扶貧辦副主任鄧春華：資金與出路是難題

      結束對黃屋村的采訪后，記者就“兩不具備”貧困村莊搬遷工作的困難及應對措施，采訪了市扶貧辦副主任鄧春華。

      鄧春華坦言，對“兩不具備”貧困村莊實施搬遷，一是資金問題；二是搬遷農戶生產出路不廣。“目前，搬遷工作只能靠省里補助，而市縣財力薄弱，還無法給予資金配套。”他表示，對于那些想搬但又沒能力搬的貧困戶，如果有對口扶貧單位的，將建議扶貧單位適當地增加補助，或者出資幫助建設集體搬遷點的公共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則在每年的“6·30”爭取企業對他們定點幫扶。此外，鼓勵他們投親靠友或爭取親戚的幫助。

      而就搬遷農戶出路的問題，鄧春華表示，對于搬遷到中心村的貧困戶，可享受到扶貧單位的扶持；對于出外務工的貧困戶，可免費提供技能培訓，同時為他們介紹各種務工信息。

記者手記

      搬得出，更要穩得住

      記者采訪中深刻地體會到，長期生活在山坳里的貧困村民，“搬遷”早已成為他們的向往，但在現實面前，“搬遷”卻又是他們內心最疼痛的字眼。

      誠然，作為欠發達地區，我市的確難以自籌巨資給予他們支持，但只要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善于動腦子、想辦法，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

      而另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搬得出，更要穩得住”。正如黃屋村村民所問：“搬出去后，我們到哪耕種？”這是很實在的一句話，更是政府需要深思的問題——如何確保搬遷戶不存在生產生活困難。只有搬遷戶實現“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 的大循環，才是有效的搬遷。否則，搬了也是白搬。

      本報記者 吳志堅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