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徐傅霖生平頗有研究的徐梅添老人說，徐傅霖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本報記者張濤攝 

     辛亥革命能推翻帝制，靠兩樣東西，一個是槍桿子，一個是筆桿子。

     “在河源要談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徐傅霖，如果說船塘歐陽俊是以‘槍桿子’為武器，那么徐傅霖應該就是以‘筆桿子’為武器，他在辛亥革命及以后的反袁斗爭中乃至抗日戰爭中的文人氣節，這其實是與客家耕讀思想中的反抗壓迫是一脈相承的。”日前，今年70 多歲的徐梅添老人如此告訴記者。

以筆為矛救中國

      晚清歲月，列強對中國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國將不國。為了自救，不少河源人士抱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心態投身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出生于和平下車鎮石含村的徐傅霖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徐傅霖，字夢巖，邑人尊稱其為“夢公”，生于1874 年，前清秀才，京師政法學堂畢業后，留學日本京都政法大學。徐傅霖在留學日本期間，看到日本的工業、教育和軍事的迅猛發展，與當時落后貧弱的中國形成強烈的反差，逐步產生了要求改造舊中國的愿望。在與留日學生中的同盟會成員的交往，使他逐步認識到要挽救中國就必須推翻清政府的統治。他經人介紹加入了同盟會，開始從愛國救亡的理念邁向革命的道路。

      徐傅霖與當時留日同盟會員許崇清一起參加集會，發表演說，為機關刊物《民報》撰寫文章，向廣大的留日學生和國內的知識青年進行革命宣傳。

風骨奇偉不懼強權

      民國二年（1913 年），徐傅霖回國后任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當時，有廣東籍眾議員伍漢持，以提案彈劾袁世凱，被袁氏爪牙槍殺于北京街市，沒人敢過問。徐傅霖挺身而出，購棺殮運回籍，并籌款7000余元，以撫其孤。

      隨著袁世凱竊國行徑加劇，為了捍衛共和，1915 年徐傅霖通電反袁，在上海創辦“政治學會”喉舌《中華新報》并任主筆，聲討袁世凱罪行，力持正義。袁世凱深恨之，懸賞十萬元通緝，徐傅霖被迫東渡日本。民國四年底，風頭稍過，徐傅霖才得以返回上海。1916 年后，徐傅霖先后任國民參議員，國府委員，國大代表，總統府咨議。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徐傅霖就是這樣一個人，體現了一腔錚錚傲骨，一股凜然傲氣的河源客家文人氣骨。”徐梅添談起這些，贊賞不已。

拒日之利誘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徐傅霖激于救國熱忱，與在野名流建議中央共赴國難，反對蔣介石獨裁專政和不抵抗主義，主張抗日。民國二十七年（1938 年）10 月廣州淪陷，徐傅霖被迫轉移至香港辦報宣傳抗日。

      民國二十九年（1939 年）2 月，日本有名的“中國通”神田正雄持其首相近衛文麿印信，強請徐傅霖出任廣東首長，并以扇面乞書，傅霖為書兩絕諷之。神田正雄知其大義不可犯，赧然而退。記者在徐梅添老人家中看到了其精心收藏的徐傅霖《回絕書》復印件，上面寫著“東鄰有女久窺臣，道是徐公美果真。愿與結成秦晉好，自傷髭發白如銀。老夫少婦本非宜，況我槽糠尚有妻，見說外黃多贅壻，長為奴伇不能辭。”

對中國法治貢獻

      孫中山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徐梅添老人認為，處于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潮影響下的徐傅霖對此是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的，用手中的筆對此推波助瀾。像徐傅霖這一批客家文人志士勇敢地堅守自己的信念，他們的愛國情懷、革命勇氣和犧牲精神，都是后人應該繼承的精神財富。

      除此之外，徐傅霖對中國近代史上的法治建設也有一定的貢獻。他先后撰寫了《中國法制史》、《刑事訴訟法》等，對我國依法治國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歷史應給和平邑人徐傅霖公正的評價。”記者臨走時，徐梅添老人說。

     本報記者 張濤